为什么说夺取聂鲁达生命的不是癌症 而是12天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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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期间荣获文明小使者称号,并考取会计从业资格;曾多次参与集团业务处理,并获得其管理层高度赏识。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沈绿报道33年前,当聂鲁达终于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时,年已67岁。也许这个获奖年龄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并不算老。但对于聂鲁达,这个奖已经来得太晚了。两年后,他因病辞世。

  33年后的7月12日,一趟“诗人特列”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驶向341公里外的帕拉尔。由国家铁路公司专门开出的列车载着总统拉戈斯和300多位国内外来宾。帕拉尔火车站被重新命名为“聂鲁达车站”,拉戈斯说,聂鲁达的诗句仍然给智利人以启示。智利普通民众说,他们的聂鲁达是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诗人。而聂鲁达家乡的人们,在写一首全世界最长的诗歌,纪念这位诗人的百岁诞辰。

  聂鲁达,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4岁时,他读到捷克诗人扬·聂鲁达的短篇小说后,决定将“聂鲁达”作为自己的笔名。当时他已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那时他在智利南部边境小镇泰慕科学校的老师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是智利著名的女诗人,也是拉丁美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她的启蒙下,聂鲁达10岁就开始写诗。16岁时,聂鲁达在泰慕科城的赛诗会上获得头奖,崭露头角。1923年8月,聂鲁达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黄昏》。1924年,出了另一部《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这一部诗集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

  1928年,聂鲁达进入外交界,先后被派往亚洲、拉美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任领事。30年代中期,通过和革命诗人加尔西亚·洛尔加、拉斐尔·阿尔韦特的交往,聂鲁达开始重新确定政治诗的方向。《大地的居所》第三卷里写到西班牙内战:“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

  西班牙内战爆发不久,洛尔加被法西斯分子杀害。聂鲁达为好友的去世非常悲愤,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深表同情,《西班牙在我心中》就出品在这时候,在反法西斯前线广泛流传。这份同情促使智利政府召其回国。后来,智利人民阵线年重返欧洲,在巴黎任驻西班牙的领事。在1940年至1943年间,聂鲁达先后写了《献给玻利瓦尔的一支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等,还出版了《葡萄园和风》、《在匈牙利进餐》、《沙漠之家》、《漫歌集》等诗集。智利总统拉戈斯说过:“聂鲁达用他的诗歌为拉丁美洲重新谱写了一部历史。”

  1945年聂鲁达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7月他加入智利。1949年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到过中国、前苏联和意大利等国。不久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1953年,聂鲁达回到祖国。

  人们说,夺去聂鲁达生命的不是癌症,而是12天以来的悲伤。在1973年的9月11日,聂鲁达在黑岛忙于他八部诗集的定稿,准备1974年70岁生日时出版。“黑岛”,是聂鲁达的话,事实上,它既不是岛,颜色也不黑。突然广播和电视里传出了军事政变和他的朋友萨尔瓦尔·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的消息。然后,荷枪实弹的士兵出现,在他家的花园掘地三尺寻找武器。聂鲁达坦然:“你们在此地能找到的惟一武器,就是文字。”12天后,聂鲁达离开人世。

  智利作家和散文家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曾说,聂鲁达虽然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但是,如果他的诗不死,他就永远不会死。

  钱钟书先生曾经说,“在一切选集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只有这点点好东西,读者看了会无限神往,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大作家就不然了”。这话放到聂鲁达身上特别合适,他的诗太多太丰富。聂鲁达的诗作综合了智利民族诗歌的传统和西班牙民族诗歌的特色,兼容波特莱尔、韩波等法国现代派诗人的内涵和惠特曼的自由诗形式。早期诗作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之后的诗集《大地的居所》加入了孤独痛苦的情绪。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后,诗作开始变得明快。特别是《漫歌集》,它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改写。在评论家恩尼库马里奥·桑蒂的文章里,《漫歌集》被称为聂鲁达模仿《圣经》的书中之书。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说,他的诗歌“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在聂鲁达的诗集里有两首诗:《向中国致敬》和《中国大地之歌》。新中国成立后,他两次访华。一次在1951年,和苏联作家爱伦堡来中国向宋庆龄颁发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后称列宁国际和平奖金);另一次是在1957年,和巴西作家亚马多从南美来中国,到昆明、重庆,接着坐轮船顺流而下,过三峡、汉口……

  两次访华,中国诗人艾青都在场。也许是因为“你爱海,我也爱海”吧:他们都曾被各自国家的反动势力迫害,都曾为各自民族的民主、解放呼号过。所以,聂鲁达和艾青成了好友——“我们永远航行在海上”。

  聂鲁达说过:“爱是那么短暂,而遗忘又是那么漫长”。有人说,如今,智利独裁统治结束14年后,严酷的意识形态之战所造成的创伤正逐渐平复,同时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消退的还有右翼保守势力当年对聂鲁达的敌视。聂鲁达可以安息了,而他的祖国也幸运地走出了不幸,告别了自己的“9·11”。

  聂鲁达死后一年出版的回忆录《我承认,我曾历尽沧桑》里写道:一个诗人,如果他不是现实主义者,就会毁灭;可是,一个诗人,如果他仅仅是个现实主义者,也会毁灭。如果诗人是个完全的非理性主义者,诗作只有他自己和爱人读得懂,这是相当可悲的;如果诗人仅仅是个理性主义者,就连驴子也读得懂他的诗歌,这就更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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